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党旗飘扬 保密护航”保密宣传教育作品征集评选活动
纪实文学类三等奖
选送单位：六安市保密局
“红色女特工”——文媛
本文主人公是一位金寨籍女性，当年是一名普通的“红色女特工”，曾经和潘汉年、陈赓、邓颖超、邹韬奋、周恩来等杰出人物一起工作过、战斗过……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她贡献了自己的热血、青春、智慧、力量，也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她的名字叫文媛，1911年生，1926年入团，1931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2年到上海中央分局做秘密工作，后赴江西苏区，在中央局机要科任译电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边区银行机要秘书。1945年在辽宁省公安厅任股长。1949年南下，先后任湖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劳改局副局长、省政协委员等职。丈夫陈一新任中央苏区机要科长。
文媛曾经告诉人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她深深地体会到，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浴血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每当看到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时，她总会思绪万千、激动不已，回想起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战斗岁月和走过的艰辛道路。
少年走上革命路
1911年，安徽省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赵氏门宅里 （当时属霍山县，后划归金寨县）又添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就是文媛。文媛的母亲生了4个儿女，其中3个都夭折了。当时，她的祖父虽然在霍山县衙门供职，但这个地主家庭早已是入不敷出，濒于破产境地。在文媛还不会叫爸爸的时候，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在她六七岁时，祖父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教文媛识字。那时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准到外面上学的，只能在私塾里识几个字。
后来，文媛家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使文媛对传统礼教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她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姑姑，未婚夫因病死去。为了守节，她竟然服了黄金和鸦片膏自杀身亡，而家里人还大办丧事，宣扬这位可怜的“烈女”。这个悲剧使文媛受到很大的震动，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一颗不甘沉沦的种子。
祖父死后，赵氏家族的根基开始动摇。文媛和堂妹慧媛、信媛以及侄女国璧冲破种种清规戒律，离开家庭，来到霍山城唯一的一所女子高小求学。在这里，文媛逐步成为这个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当时，霍山女子高小有一位从安庆来的语文教师，名叫郭诚淑，为人正派，待人和蔼可亲。文媛她们都喜欢同她接近，直到参加革命后，文媛才知道郭老师及其爱人曹逸新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并直接与从事兵运工作的刘淠西单线联系。刘淠西的家乡在霍山桃源河。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从武汉到霍山工作，不久打进了诸佛庵民团，担任团总。他按照党的指示，积蓄革命武装，准备暴动。
郭老师和其他秘密党员经常给文媛她们讲革命的道理、讲封建制度下妇女地位低人一等、讲包办婚姻带来的悲剧等等。这些都激发了学生们对旧社会的不满，她们懂得了：只有起来闹革命，只有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妇女才能彻底解放。刘淠西也常来给文媛她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讲掌握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性、必要性。有一次，他对文媛她们说：“闹革命，光搞鼓动和宣传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军队。”经过刘淠西的教育，文媛她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在他的介绍下，文媛和信媛都加入了青年团。
1929年5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刘淠西等人发动了诸佛庵兵变。这为当年11月爆发的六霍起义准备了重要的武装力量。兵变发生后，刘淠西暴露了身份，被迫转移到安庆，不久郭诚淑也去了安庆。
革命熔炉初炼身
刘淠西夫妇走了以后，文媛她们就失去了组织联系，好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舟，不知划向何方。为了尽快同组织取得联系，文媛于1929年下半年也到了安庆。
到安庆后，文媛设法找到了郭诚淑。按照郭诚淑的安排，文媛名义上是安庆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实际上并不去上课，她被安排住在附近的宜城旅社，和吴家藏、刘乐英一起，常常到外面散发传单，张贴《告士兵书》等。
不久，由于坏人告密，刘淠西、郭诚淑被捕了，文媛也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文媛还在散发传单，身上留了一份《告士兵书》，想晚上看看。被捕时，这份《告士兵书》还绑在自己腿上。为了销毁这份传单，文媛借故上厕所，但有军警跟随监视，一直下不了手，她只好把传单揣在棉裤里。在提审时，她看见刘淠西被军警押着先去过堂。只见他用手提着脚镣，态度从容。当刘淠西走到文媛的面前时，便压低嗓门偷偷地说：“你们是学生，是来考学的，不要乱说。”文媛是第一次被捕，加上身上揣了一份传单，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置。经刘淠西这样一指点，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
轮到文媛被提审时，警察局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文媛装着听不懂，反问他：“什么是共产党？”他又问：“你是不是国民党？”文媛又反问：“什么是国民党呀？”文媛当时年龄不大，是个女学生模样，敌人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便把她和其他人一起关在警察局的一间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里，文媛和一些鸦片贩子关在一起，看守是个老婆子。那时，文媛身上的那份《告士兵书》还没有处理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怎么办呢？她只好晚上在被子里，把《告士兵书》一页页地搓烂，然后丢在马桶里。谁知纸团在里面漂浮起来了，真急死人呀！第二天一早，她对看守婆子说：“我去倒马桶。”但没被批准。文媛一直盯着值日的军警把马桶倒掉，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经多次提审，敌人从文媛嘴里掏不出来半点东西来，他们只好把文媛转到法院的一个大牢里。在那里，文媛认识了刚从苏联回国被捕的袁溥之、王惠芬等同志。到法院以后，她们几个人把字条夹在生活用品里，互相传递、相互鼓励，同时把里面的情况转告给党组织。党组织也派人四处奔波，托人说情作保，请律师作辩护。法官先后两次审问文媛，她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学生，是来安庆考学的，是被他们无缘无故抓来的。由于当局抓不到她们的一点把柄，最后只好把文媛和另外几个人放了出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
被释放后，文媛又回到宜城旅社住下。稍后，组织上即派人同她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她继续留在安庆，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不到两个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说文媛她们都是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她们捉拿归案。文媛无法在安庆容身，组织让她立即转移到上海。在一个张姓交通员的护送下，文媛冒雨离开了安庆，乘船顺流东下。
1930年七八月，到达上海的文媛拿着介绍信，与党组织接上了头，组织上安排她住在爱文义路中央军委机关。大约个把月后，文媛到了江苏团省委，担任文件保管工作。1931年底，又转到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文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为了打掩护，文媛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学生模样，上身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条黑裙子，这是当时女学生的流行服装。
有一次，文媛在送文件的半路上，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一时警笛狂吹，租界上外国巡捕拿着警棍，疯狂地驱赶着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隔在马路一边，而要把文件送出去，必须穿过这条马路不可。怎么办？虽然心脏咚咚直跳，文媛还是提着小皮箱，壮着胆子走到一个印度巡捕面前，镇定地问：“啥事情？能走吗？”对方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文媛扒向马路的另一边。她赶紧穿过人群，顺利地把文件送到目的地。
还有一次，文媛在送文件时，在电车上遇到了停车搜查。由于文件就装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下不了车，情况十分危急。文媛知道只有沉着冷静、面不改色，才不会惹人注意。她装着要看热闹的样子，主动靠近上车搜查的警察。警察看她是个学生，便不放在眼里，还把她赶下了车。下车后，她便立即钻进人流中去。
文媛还干过“交通报警”，哪里出了问题，就马上发出报警通知。一天，在中央保卫机关搞情报的黄阿平被捕了，他知道中央保卫机关的住地。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派一个小报童，趁给文媛她们送报纸时，把写着“家父病重，快回南京”的纸条夹在里面送给她。文媛一看，知道情况危急，怎么办？这时，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员到另一个接头点，与她们联络。上级要文媛她们搬到俭德公寓，等候安排。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文媛告诉二房东，说外出走亲戚，过几天就回来。到俭德公寓安顿下来后，文媛的爱人陈一新等被派往江西苏区。文媛则在潘汉年的领导下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有一次，为了刺探敌人的重要情报，潘汉年准备出席一个有头面人物参加的宴会。为了配合行动，组织上要文媛以女友的身份陪同潘汉年前往。事前，潘汉年要文媛化一下妆，打扮成贵妇的模样，还告诉文媛，在宴会上要注意听、别乱说，要说也只能说些一般应酬的话。宴会上，潘汉年谈吐风雅，应对从容，不管和什么人他都能谈得很热火。三杯下肚，这些人的话就多了起来。潘汉年善于引话，不知不觉间就将需要了解的情报从敌人嘴里套了出来。事后，潘汉年表扬文媛：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
秘密战线写华章
1932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文媛到江西苏区工作。这次去江西，要从广东、福建绕道，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广东籍的交通员护送她。他们在吴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国商船，从海上航行了几天到了广东汕头，然后再到大浦、潮州。他们怕被敌人发觉，白天不敢行动，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100多里。沿途爬山越岭、风餐露宿，有时还要冒险穿过敌人埋有竹签、铁蒺藜的地带……最后，终于从广东到了福建，又从福建来到江西。到江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另派了一位交通员，护送文媛到瑞金沙洲坝。
沙洲坝离瑞金城很近，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时，邓颖超任中央秘书长，陈一新任中央机要科长。文媛来了以后，就在邓颖超的领导下任机要员，负责译电，与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进行电讯联系，夫妻二人终于团聚。那时，根据地正处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不断发动“围剿”，在敌人的封锁下，给养运不进来，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没有盐，没有粮食，大家只好吃硝盐，吃死马、死驴的肉，很多人都浮肿起来。可能是担心文媛不能适应根据地艰苦斗争的环境，文媛刚到瑞金不久，邓颖超就找她谈心，先问了一些工作情况，接着又关心地询问生活上适应不适应……文媛一一做了回答。邓颖超关切地对文媛说，这里工作、生活条件虽然与上海不一样，但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要注意克服困难、增强信心。在以后的日子里，邓颖超尽可能改善文媛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天冷了，她看年轻人穿的衣服单薄，想到译电员的工作辛苦，晚上还需要值班，便要求中央总务科给文媛她们发棉衣。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穿上新棉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当时，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十分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及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而密码则成了核心机密。靠着它，党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靠着它，党中央的声音才能及时传到各个红色根据地，领导各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电台和密码已成了中央根据地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我们的通讯设备。那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瑞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电台，妄图截断我们的红色电波。作为文媛他们的上级，邓颖超非常重视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经常同文媛他们谈通讯工作的意义，要求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刻做好通讯联系工作。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他们常常带上密码本和纸笔到山上办公。到隐蔽的地点，得爬山越岭，还要穿过荆棘树林，衣服常常被挂烂，腿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迹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难，大家决心就是牺牲自己，也要绝对保证电码本的安全。因为它是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啊！每到出发时，邓颖超总要反复叮嘱文媛他们，要胆大心细，一定要把密电码保护好，千万不能遗失。有时还亲自动手，帮助他们检查着装，看有没有什么漏洞，直等检查完毕，没有发现什么疏忽的地方为止。有一次，文媛已经藏好了密码，正准备上山，邓颖超走过来关切地问，密电码放好了没有？会不会掉下来？文媛把放密电码的地方指给她看，她认真地查看了一番，觉得没问题，这才放下心来。邓颖超工作认真、要求严格，在她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下，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是文媛他们总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虎口脱险得安宁
长征开始时，文媛因为身怀有孕，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上级指示文媛等人回到上海继续搞秘密工作。于是，她们便同留下来打游击的小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这时，部队伤亡很大，张鼎丞指示文媛等5个女同志（陈潭秋的夫人朱月清，潘汉年的夫人徐幼文，夏曦的夫人赵英和黄秀珍），留下来原地隐蔽。部队的负责人还告诉文媛她们，如果被捕，就说是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派到江西来参观的。
文媛等人离开部队后辗转到了会昌。她们白天躲在山上，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来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一次，她们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野猪窝，里面堆着厚厚的枯枝残叶，躺上去很舒服。晚上，野猪回来了，嗅到了生人气味，在附近绕来转去，吼啊，叫啊。文媛她们被惊醒了，有的拿棍子，有的摸石头，壮着胆子用手电筒乱晃起来吓野猪。虽然把它赶跑了，可她们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由于担心山上的野兽再来，她们只好轮流睡觉。
这时，国民党部队在会昌有一个铲共团，和当地民团一起，常常搜山。文媛她们四下藏匿，最终还是被抓住，并被带到会昌县城，关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还有一个在苏区办报的编辑，叫谢然之。敌人审问文媛等人时，她们异口同声地都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敌人不信，就把谢然之拉出来指认。谢只认识文媛，说文媛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过电报。”敌人又问：“你是陈绍禹(王明）的弟媳吧？”
文媛回答：“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去问其他几个人。她们也一口咬定文媛是家庭妇女。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对她们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敌人把其他4个女同志押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的感化院。因为临近产期，文媛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红十字会，并同意出保释放，否则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文媛知道，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已不在安徽在上海。当时，文媛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光华火油公司任职，她就给伯父写了封信。不久，伯父来了信，还寄来了钱，文媛才被放了出来。在宁都红十字会医务所时，有一个安徽籍医生，为人忠厚，他听说文媛被保释，便告诉她去上海的路径。这时，文媛生下大儿子刚满月，只好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抱着孩子，只身到南昌，又转九江，乘船到上海。
奔赴圣地启新程
按照组织的指示，文媛在上海找到了内山书店。这是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在上海办的一个进步书店。在这里，文媛又和潘汉年接上了头，还见到了冯雪峰、邹韬奋。在敌人统治的白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陈一新也到了上海。潘汉年一见到文媛和陈一新，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接着便问寒问暖，还问到他们上山同敌人打游击的情况。文媛就把离开苏区以后的情况说了一遍，一直谈到太阳落山。潘汉年听后，动情地说：“你们总算活着回来了，又可以为党工作了。我先为你们洗尘，招待你们夫妻下馆子。”随后，潘汉年就陪着文媛他们到落脚地点——博实小学坐了一会儿。临走时，他还一再叮咛，要文媛他们安心等待，他将设法送文媛和陈一新到苏联去学习。后来，潘汉年虽然去西安工作了，他还给文媛他们来信说正在设法搞护照，准备送他们和王稼祥一起去苏联。这样，文媛她们又在上海做起了秘密工作。
在等候办出国护照期间，西安事变爆发了，文媛和陈一新都很兴奋，他们想到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觉得还是去延安的好。正好这时，周恩来为国共谈判的事到了上海，住在东方饭店。文媛和陈一新去看望他。周恩来虽然工作很忙，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还问到了他们脱险的经过。谈话结束的时候，周恩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要求，他们便提出想去延安工作。周恩来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并立刻给李克农写了一封信，要他负责安排文媛他们去延安，并发给300元钱路费。李克农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立即作了安排，介绍文媛他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办事处设法送他们去延安。
就这样，文媛他们于1937年离开上海，逆江而上，到了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文媛参加了办事处领导的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的还有要求到延安去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和郭沫若等先后在训练班给他们上课。1938年5月，文媛他们来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先进陕北公学学习，后进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文媛和陈一新一起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文媛曾经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在战斗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为党和人民做过一点贡献，但同伟大的革命事业相比，毕竟是沧海一粟。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只是幸存者。今天，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大业，更是倍感自豪。
作者：1、胡遵远，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2、朱景江，安徽省金寨县委办副主任、保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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